大概每个小孩都会问妈妈，自己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。
     当我小时候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母亲的答案却非常简单——她只是拉开衣服，露出她的肚皮和那条六英寸长的疤痕，说：“看吧!你是医生用刀割开娘的肚子，把你抱出来的。”

      虽然那疤痕紫红紫红，又光光亮亮，好像只有一层薄薄的皮肤，随时可能绽开，而让我有点害怕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每隔一阵就会要母亲再给我看一次。然后，说：“好可怕!好可怕!”又问一句，“开刀的时候，会不会好疼?”

      “当然疼，娘疼得晕过去。一个多月才能下床，所以说‘儿的生日，娘的难日’，娘生你，好苦哇!”
      大概因为我是这么痛苦的“产物”，从小母亲就管我很严。
      被严加看管的日子，一直到我九岁那年才改变。不是母亲的观念改了，而是因为父亲生病，她总得留在医院照顾。
      那阵子我像脱缰的小马，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母亲苍白着脸，坐三轮车回来，一声不响直直地走进家门，我的玩兴才过去。我不再能出去玩，因为我要在家安慰哭得在地上打滚的母亲；我得披麻戴孝，跟着她到每个长辈家去报丧。

     我要常常守着家，守着我娘。
      父亲死后，母亲对我更严厉了，但是在我做错事，她狠狠骂我，甚至打我之后，又会很脆弱地哭，愈哭愈大声。然后，平复了，她会说：“打在儿身，痛在娘心。”接着拉我过去，看我被打的地方，直问“疼不疼？疼不疼?”

     她可以打我，但是别人不能打我。记得当我上初中，碰到一个爱打人的导师，总挨藤条，打得一条一条血痕，被母亲发现的时候，她立刻冲去学校骂老师。
     老师也对我母亲说了好几次：“你这孩子，功课这么烂，再不补习，一定考不上高中。”
     但是母亲从不让我出去补习，除了在家附近找过一个大学生，教我一阵子数学，无论别人怎么说，她都不送我上补习班。“就咱们娘儿俩，再出去补习半天，娘一个人，多寂寞!”母亲说。

     那时候，我们确实是寂寞的。
     年初二晚上一场大火，烧光了我家的一切。
     母亲花钱请人在院子里紧急盖了一间小草棚。
     当天晚上，下起倾盆大雨，屋子里到处漏水，我们找了各种破盆烂罐去接，又把床移来移去，还是应付不了，而且愈漏愈厉害。
     我实在困了，因为第二天还得上学，母亲叫我先睡，用两件雨衣盖在我身上。雨水滴滴答答地落在雨衣上，渐渐积在凹陷的地方。至今我都能记得，每隔一阵，母亲就掀起雨衣，让雨水流下床的哗啦哗啦的声音。

     后来，我们搬到金山街的一栋小木楼。
     搬到小楼后不久，听说附近胡念祖老师教画，我想学，虽然学费不便宜，母亲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。那是我从小到大，第一次正式学画，而且三个月之后就得到了全省学生美展的“教育厅长奖”。

     拿回奖状，母亲点点头笑笑，没说什么。母亲都是如此沉默，我也习以为常。直到高一下学期，获得全省演讲比赛第一名，由学校主任陪着，从南部奏凯归来，母亲没到火车站接我，才使我有点怅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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